所谓文化，其核心的东西就是其价值观和道德体系。无论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还是东方的儒家文化，其本质都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当代文化是很苍白的。我们有什么呢？与当代中国的巨大转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对此缺少体现和解释自己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的知识体系。当然这里也包括缺少解释道德和价值转型的知识体系。

        文化创新要完成三个解放

        要实现文化创新，我认为要改变三种文化思维方式。

        首先，要从被殖民地的状态解放出来。自五四之后，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各种主义，即便是当代新儒家也大都是从西方出口转内销舶来的。但是你会发现，所有拿来的主义，没有一个是可以解释中国的。现在很多学者，依然拿着西方的东西去解释中国，思维被高度殖民化了。

        其次，从对权力的迷恋中解放出来。中国的文化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拥护权力，依附于权力，另一种是反权力，通过反权力来获取权力。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类人都是权力的迷恋者。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权力和使命首要是解释事物，而不是改变事情。但是五四之后，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都跟抢政治家的饭碗，要改造世界。问题在于，世界都没解释清楚，你怎么去改造世界呢？结果是，只能把社会改得一塌糊涂。这是文化人与政治家角色的错位的恶果。

         最后，还要从利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传统的中国文化人，从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当代的反右运动，很多还是比较有骨气的。但现在商业革命汹涌而来，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投降了。到处都可以看到利益腐蚀文化人的现象。温家宝总理曾经问，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很简单，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但为外国大公司说话，为国企代言时，则有利可图。

        如果没有上述三个解放，我认为谈文化崛起很难实现。

面上看，中国的文化界是百花齐放，但实际上很贫穷，相互之间也缺少认同。这和我对当代文化的整体感知有关。在我看来，文化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关照中国的现实。如果大家都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那么就比较容易形成文化共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奉之为真理的东西，都是从西方拿过来的，人们总想着拿西方的真理去改造中国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去着力解释中国的现实，怎么能形成共识和认同呢？

        我这么说，很多人肯定觉得很受伤，觉得一棒子打死一群人。但事实就是如此。之前，费孝通他们那一代人，比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他们在解释中国上用力颇深，做了很大贡献，但他们走了就走了，没有人传承这个传统了。

        实际上，现在继续提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上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在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欧洲已经逐步告别民族国家，走向一体化的欧盟了。美国也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美国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宗族和民族概念。所以，从长远看，中国要建立的应当是一个非民族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但我并不很认同，甘阳先生提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强调的文化的聚合力，哪个国家没有呢？哪个国家不是文明国家呢？凭什么说人家不是文明国家？如果说中国的文明绵延时间很长的话，那也只是时间的长短不同而已，并不能说明其特质。

        我自己也在尝试，从非民族国家的角度，构建一个非西方的理论去解释中国。我的初步想法是提倡“共和国家”，强调公民权和国家认同。公民权面前，人人平等。在这里，不对一个种族有特殊的优待政策，也不对另一个种族有特殊的歧视政策，人为地将人与人是分开来，人为地创造等级和偏见。相反，一个国家的公民应该都平等地享有权利。

        本文节选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