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起，国务院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在法治化轨道上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地名管理的重要举措。《条例》中专设有地名文化保护一章（第四章），着重强调“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并对具体保护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地名不仅是一个指代空间方位的地理符号，还是承载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和民族情感的文化符号，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地名文化资源，挖掘地名文化内涵，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

  地名是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自然地理实体和人文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伴随着人类活动而出现，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地名文化是地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的总和，涵盖地域文化、历史文化、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等，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和研究价值。

我国的地名起源悠久，史料记载丰富，最早的如甲骨文卜辞所载地名就多达五百余个，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则有十六部，《禹贡》《山海经》《春秋土地名》《水经注》等史书都对各类地名进行摘录、溯源、解释，还有唐宋以来编修的方志，无不对地名作更多记载。

中华五千年历史沉淀出丰富多元的地名文化遗产，其对记录中华文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耳熟能详的六大古都北京、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和杭州，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集中代表。其中，北京堪称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展现了西北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南京、杭州体现出长江流域文化的特点；开封、洛阳则是黄河文明的典型代表，这些地名无疑是中华文化形成、发展、整合、传承、创新的历史见证。

许多地名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起源的记载，如展示中国史前文化的河南省三门峡市仰韶村、洛阳偃师区二里头村；代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文化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村、杭州良渚，湖北省京山市屈家岭；代表孔子文化的山东曲阜、代表大禹文化的河南禹州、代表伏羲文化的甘肃天水，等等。这些地名蕴藏着极其丰厚的文化内涵，是当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资源。

还有不少地名则是因承载中华传统价值观而得名，如黑龙江省五常市因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传统价值观得名，江西省抚州崇仁县、赣州崇义县，河北省张家口崇礼区、保定三义村、唐山忠信庄、沧州学礼村、邯郸仁义村、衡水孝子村、沧州大仁村、秦皇岛信庄村，等等，都是这一类地名。

革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地名上也有体现。被誉为“革命圣地”的延安，红军长征出发地瑞金，被称为“转折之城”的遵义，八一起义地南昌，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首义之城武昌，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嘉兴南湖，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开辟地井冈山，有着“中国第一将军县”之称的湖北红安，以及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故乡湖南韶山，等等。这些地名记录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程，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弘扬红色文化、激发爱国主义情感，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地名能够为“四个共同”做出较为贴切的注解，是引导各族中华儿女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史观的宝贵资源。

  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源远流长、频繁广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交相辉映，这些通过很多地名得以彰显。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塔哇村现为土族聚居村落，元末明初藏族放牧于此，清光绪年间汉族李氏迁入，藏语汉译词“塔哇”是这一进程的体现。大通县好来村现在是回族聚居村，明末清初则是土族、蒙古族聚居地，清光绪年间马姓回族迁居于此，“好来”是藏语音译词，指代土族。青海省同仁市年都乎村，藏语意为“七八个民族的村庄”。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打洛镇，“打洛”为傣语地名，指不同民族共居的渡口，因历史上傣族、布朗族、哈尼族曾共同生活在渡口附近，故得此名。

  湖南泸溪县武溪镇是苗族聚居区，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南部地区水运物资集散地，历史上多有外地客商来此经营贸易，形成了很多以姓氏加“弄”的街巷名称，而“弄”主要是吴语方言对“街巷”的称呼。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近现代以来，在挽救民族危亡、谋求民族解放、寻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地名即是重要见证。

  如广西百色是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符号标识；湖南桑植县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贺龙元帅故乡；四川冕宁是红军长征途中彝海结盟的发生地，西昌彝族聚居区是红军建立第一支少数民族地方红色武装的地方；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城市”，铭记这一城市的荣光。

  地名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可以为增进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地名文化遗产的社会教育功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行的实践路径。

  一是深化地名文化遗产的调查与研究。进一步深入系统地开展地名文化实地调查，大力推动地名文化遗产的跨学科研究，充分发挥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传统地名研究学科的优势，对地名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整理，按区域、分类别进行地名志、地名录、地名词典的编纂工作，推动地名标准化、译写规范化，推进地名文化建设工程，为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及其社会教育功能发挥提供理论支撑。

  二是充分挖掘地名文化遗产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进步内涵。地名文化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地名文化是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天然载体，应高度重视其搜集整理工作，充分挖掘地名中蕴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开展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珍贵资源与良好教材。

  三是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充分挖掘地名文化资源，分级分类分批开展地名普查工作，对优秀传统地名文化作重点收集和详细统计，运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和数字化多媒体等多种方式全面记录地名文化信息，推动符合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保护中华地名文化留住人文之根，为中华民族一家亲传承历史血脉之本。

  四是健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完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评价体系，定时开展地名普查工作，强化地名管理工作，普及地名知识，扩大地名文化传播，加强地名文化公益宣传，推动地名文化遗产在助力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的实践中，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